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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什么顾准说“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   

2012-07-14 22:58:17|  分类: 致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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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乐涛 

引言:

辩证法本来是个西方哲学概念,近几十年来,它却成为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哲学术语。甚至,辩证法成了“智慧”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经常看到“领导工作的辩证法”、“企业管理的辩证法”、“人际交往的辩证法”、“谈恋爱的辩证法”等等说法,这里的“辩证法”就完全可以替换为“智慧”。再比如,某人讲话很能给人以启迪,人们经常就说他的话“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辩证法看来博大精深,它就像个筐,什么好东西都能装。

从高中政治课上知道“辩证法”,我就对之满怀敬畏之心。一直到读研究生专门学习哲学后,我才对这个神奇的“既”模式开始产生怀疑:这就是“常有理”、“不倒翁”嘛,既可又不可,无可无不可,说了又像是没说,到底有什么用?

也是在读研时,有一天闲翻《顾准文集》,看到一句话:“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我“如受电然”,赶紧往下看,却没多少系统、明晰的论证,毕竟这只是顾准的读书笔记,他也没来得及多说就死了。

接下来毕业留校教《西方哲学史》的本科课程,“辩证法”一直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几年前,我把一些想法写了一下,就是这篇文章,大致从知识、道德、宗教三个方面来考察辩证法到底是何物。

本文不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来写的,这样的论文写了也没地方发表。我是自觉地以比较通俗的形式来写的,希望学习过《马哲原理》、特别是经过考研政治洗礼的同学们,通过这个文章能看明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辩证法是个吞噬文明的黑洞,它戕害知识,败坏道德,使人性盐碱化。尤其是,它虽然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哲学概念,但却极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因素对接、互相加强,因而对中国人的危害比对西方人严重得多,这就是顾准所说的“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

 

目录:

1、辩证法与知识

1.1 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1.2 辩证法是原始民族把握世界的一个普遍模式

1.3 西方人也是天生的辩证法家,为什么辩证法没有把西方人坑害苦了?

2、辩证法与道德

2.1 道德律令是人类生活之“锚”

2.2 为恶正名的逻辑

2.3 辩证法与盛产犬儒、乡愿的中国文化

3、辩证法与宗教

3.1 牢笼天下——辩证法与历史主义相结合

3.2 智力游戏被当成铁的历史规律

3.3 在这种“终极科学”面前,万物为刍狗

 

 

正文:

 

顾准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9月第1版,第416页。)这话对我们生在新世界、长在红旗下的这几代中国人来说,真的很费解。

在学校里,在我们长知识的年纪,老师们已经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向我们讲得明明白白了:辩证法是伟大导师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精华,“费尔巴哈倒脏水连孩子都不要了,而马克思则批判地保存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这个宝贵的孩子,就是辩证法。伟大导师对黑格尔的继承是“批判地保存”,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研究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揭示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这样的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辩证法这么厉害、这么高明,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真是件额手称庆的大好事,怎么把中国人坑害苦了呢?顾准先生何出此言?看来辩证法真不是个简单的“孩子”,对他倒要仔细考察一下了。

 

1、辩证法与知识

 

1.1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据教科书上说,辩证法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人类历史的起初是朴素辩证法,这样的辩证法还是比较唯物的;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辩证法就发展到唯心辩证法阶段,黑格尔就是最大的唯心辩证法家;最后,伟大导师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了“扬弃”,倒掉了唯心主义的脏水,留下了辩证法这个宝贵的孩子,并把他与唯物主义相结合,这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时代,苏联的马列专家们明确提出了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后来就逐渐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钦定的正统意识形态。

如此说来,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朴素辩证法、唯心辩证法、科学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也正合“否定之否定”的辨证规律:事物由于内在的矛盾性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由肯定达到对自己的否定,进而再由否定达到新的肯定,表现为事物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听起来确实很严密、很巧妙。

教科书上又说,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既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又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辩证法贯通天、地、人,是整个世界的基本规律。

这三大规律里面,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规律是最根本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就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涉及到辩证法的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了,即辩证法其实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科学”。

对立统一规律之所以在辩证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个世界的“联系”和“发展”都是由事物内部与事物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是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表现与结果。所以,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居于中心地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对立统一当然不只是某两个事物之间或某个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是万事万物内部、之间普遍的对立统一。因而,对立统一就成为整个世界的编织机,把所有时空中的万事万物都编制成一个整体了。辩证法就是要求我们从横向联系与纵向发展的整体性角度来看待每一个具体事物。这里 “联系” 实际上比“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发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前后相继的“联系”罢了。

 

 

1.2辩证法是原始民族把握世界的一个普遍模式

 

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部分是普遍联系着的整体中的部分,每一个部分的运动都受到整体的影响,每一部分的产生、存在、发展与整体都有决定性的关系。因而,对任何部分,都只有从整体着眼、从整体出发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而不能只是孤立地研究这个部分。比如研究一颗树木,因为每棵树木都是普遍联系着的森林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要从整个森林出发去研究这棵树木才能真正认识它。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很高明,但问题在于,人的思维究竟能不能获得关于整体的知识,如何去获得关于整体的知识呢?一片森林相对于其中的一棵树木来说是整体,但这片森林又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要首先把握这个更大的整体并从之出发才能对这片森林有真正的认识。而这个大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比它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如此类推,只能追溯到世界、宇宙这样的无限的整体、大全。要对任何一个事物有真正的把握,都需要从这样无限的整体出发,回溯过来,才能完成。

但是,对世界、宇宙这样的无限整体的把握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其实,对任何一个整体进行完备的知识把握都是不可能的,比如那片森林,甚至一棵树木,它们虽然不是“至大无外”,但在空间、时间上的细节却是“至小无内”,而人只能观察到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事实上,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把握,都只能限定条件、限定范围,在这种限定之下,对事物的特定样态进行认识、说明。所获得的知识,也只是这一特定样态下的绝对有限的知识。要对“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整体进行完备的科学的说明是不可能的,宇宙“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吾生有涯,而世界无涯,有限的不能把握无限的。

在西方哲学中,从休谟的不可知论到康德的批判哲学对这一点进行了深刻的论证,这是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大分野,是一次重大的革命,从此西方哲学告别了直接断言世界是什么、支配世界的根本原则是什么的独断论。黑格尔在康德之后又搞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全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对这次革命的一个反动。20世纪的分析哲学大师罗素对黑格尔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受东方巫术思维影响的江湖术士。

古代社会的人们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认识不清,他们要对世界整体作出说明,其普遍做法是通过十分有限的经验观察,加上丰富的想像力,主观臆测,制造出一个框架、模子,硬加到事物上去,这当然都是些独断论。比如古希腊人用“四元素”即火、土、气、水的流变、组合来说明整个世界,中国古人则用阴阳五行说来说明世界,这些模式实际上都是一些不完全也不可能完全的经验归纳加上主观想象的产物。

这些模式制造出来之后,受思维水平的限制,古人没有对之进行反思、省察的能力,随着哲学家不断宣讲,甚至被钦定为官学,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就变成了仿佛分析命题一样的绝对真理。随着年代的久远,它们又被奉为不可动摇的传统,甚至说成是我们民族生命的“根”,万万动不得了。

其实,对世界各原始民族来说,最经典的一个用来把握世界的模式就是辩证法。就拿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来说,辩证法思想何其丰富!早期的米利都学派已经指出了蕴含于世界本原中的两种对立力量如冷和热、凝聚与疏散等,认为这些对立力量是化生万物的根源;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提出了奇与偶、一与多、左与右、静与动、明与暗、善与恶等十对对立范畴,对感性世界中的诸种对立现象已有详细的理解;到赫拉克利特就明确地概括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运动变化的根源,认为世界就是由矛盾原则所支配、化生:“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古希腊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哲学史的常识。

 

 

1.3西方人也是天生的辩证法家,为什么辩证法没有把西方人坑害苦了?

 

可以说,古希腊人的辩证法思想之丰富,比与他们同时代的中国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明显,单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是不全面的,西方人也是天生的辩证法家。但是,好像没有人说“辩证法把西方人坑害苦了”,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辩证法就是古人通过极为有限的经验归纳加上极为大胆的主观臆测制造出来的一个把握世界的模式,它连严格的综合命题都算不上,倒是颇有些神话巫术色彩,但在一些科学思想、逻辑思想极为贫乏的人群中,却被当成了像A=A这样的命题,认为它有最高的可靠性。

这些人们热衷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等等玄妙命题,以为知道了这些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自然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了。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懒洋洋,固步自封,疏于钻研,还沾沾自喜,以为自然界的大秘密已被自己用几条辨证思维规律一网打尽了,实在是可笑、可悲又可怜。

中国人就是抱着这几条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秘诀”念叨了几千年,缔造了一个“停滞的中华帝国”。这大概就是顾准先生所说的“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吧。

而古希腊人同样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却没把他们“坑害苦了”,这就在于古希腊人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对自然世界的朴素的辨证思维、朴素的整体主义思维,而发展出分析的方法。他们不再是如中国人那样醉醺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传》第5章)而是“阴”就是“阴”,“阳”就是“阳”;不再是妄图一语说尽世界的真理,而是条分缕析,锱铢必较,不厌其烦,就事论事,得出有限但相对可靠的知识。

早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就不再是积极意义上的世界模式论了,而是消极意义上的一个工具,是通过揭露谈话中的矛盾以获求真知的“助产术”。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的谦卑、开放的心态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独断气质已经相当不同,到亚里士多德则发展出很完备的形式逻辑,以严格的逻辑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时、空等来界定具体事物,这样,原始的辨证思维就被更加科学的分析思维取代了。

这种就事分析,抓住事物“联系”与“发展”的无限链条中某一“僵死”、“不动”的环节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而不妄加综合的方法,就是与高明的、圆通的辩证法相对的、呆笨无比的形而上学方法。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形而上学方法逐渐发展,促成了实验科学的发展。令近代中国人欣羡的“赛先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其背后是有一个崇尚“形而上学”的文化传统支持的。

形而上学方法其实就是个分析方法,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现代的分析哲学都传承了这种分析精神。不消说这种分析精神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上是有显赫地位的,这恰与我们中国人数千年一贯的整体主义的朴素辨证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顾准说:

“‘形而上学’即对于自然的研究,采取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孤立’地深入钻研下去,而不综合,不在其发展运动中观察的那种方法,不仅在世界科学史中是必不可缺的阶段;而且中国人正因为没有这个笨劲,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可以读一下周建人译的《物种起源》。如果没有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积累,进化论是产生不出来的,远远达不到分类学精密程度的《本草纲目》,从中肯定产生不出进化论来。”(顾准:《顾准文集》,第416页。)

这样,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却把中国人给坑害苦了。

 

 

 

2、辩证法与道德

 

顾准说“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主要指出了辩证法在知识即“智”的层面上对中国人的不良影响。其实,不止在知识层面上,在道德层面上,辩证法也把中国人坑害得不轻。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法一旦成为一种世界模式论,成为一种道德观、生活观、社会历史观,它会使人道德上难有坚固的持守,甚至为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开了门路。

 

 

2.1道德律令是人类生活之“锚”

 

道德是人类最基本的文明要素之一,道德规范的出现也正是人之为人、人类之为人类的最基本的标志之一。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人类生活同动物差不多,本是混沌一片,没有什么道德规范、伦理纲常可言。这就如水天一色的汪洋大海,无边无际,无分无别。道德律令、诫命的出现,就如在这浑沌一片的汪洋中抛下了一个锚,依据这个锚点,人类发展出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秩序,从此世界有了是非善恶,有了礼义廉耻,有了分别,有了伦序,这个混沌的世界开始“明亮”起来,也就是“文明”起来了。

儒家讲亲亲尊尊、仁者爱人,就是这样的汪洋中的锚点。《圣经》中有“十诫”,提出了更明晰更具体的道德诫命,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 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等等。世界历史上各大宗教多有这样的诫律。这些诫律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所依据的锚点。它们看似老生常谈,实则对人类文明有根本的重要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此就是此,彼就是彼,没有这样的“锚”,这样的分别,人类生活就如不系之舟,无规无则,无法无天,一团混乱了。

所以,形而上学不只是个科学知识问题,还是个伦理道德问题。“界”、“分”是绝对有必要的,科学知识最初就是凭诸逻辑范畴从混沌世界中界分、塑造出来的;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各种生活秩序也是凭原初的律令、诫命从本来混沌一片的生活中界分、塑造出来的。

教科书上说,形而上学是孤立的、僵死的、片面的,可是,锚自然只能钉在一个地方,“僵死的”、“片面的”钉在那里,如果不“僵死”不“片面”,锚就不成其为锚了。随处皆是,无可无不可,生活就重归混沌了。

据说,辩证法是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它以联系与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不再是僵死的、片面的,而是灵活的、全面的:

“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

这话说得慷慨激昂,有一种为上帝代言的凛然之气,令人敬畏。它强调辩证法的“灵活性”、“全面性”,对形而上学十分鄙弃。这种“灵活”、“全面”的辩证法正是人类道德之大敌。

 

 

2.2为恶正名的逻辑

 

据教科书上说,“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转化为方法论,就是“矛盾分析法”。对立统一规律既然在辩证法体系中居于基础、核心地位,这个矛盾分析法在辩证法的方法体系中也就居于基础、核心地位了。在社会生活中,矛盾分析法经常对道德形成严重侵害。

所谓矛盾分析法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对任何事物、任何问题既要看到正的一面,也要看到反的一面;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一切正题皆有反题,古代的辩证法家也说有正有反、有阴有阳才能化生万物。只看到阴或只看到阳,把二者割裂开来,就是僵化、片面的形而上学。

辨证地看,正题离不开反题,反题也离不开正题,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靠对方认出自己,靠对方发展自己。因而,不仅正题有存在的正当性,反题也有存在的正当性。这确实朴素得很,善是同恶对比而言的,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恶,善也就不成其为善了。所以,不但善有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恶也有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

善善恶恶、非此即彼是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才是有智慧的看法。这样,绝对的、纯粹的道德律令就被动摇了。诫律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证,但是,大家都不这么做了,都“正义”了,那么,没有了不义,正义何以显出它是正义呢?没有了不义,正义也就不存在了。因而不义也是有必要的,也有它存在的合理理由与空间。可见,辩证法锐利得很,形而上学的道德律令这个锚在它面前脆弱得很,锚得越浅,越不堪一击。

 

朴素辩证法往往变成诡辩术,走向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这一点在古希腊智者那里有大量的实践操练。苏格拉底生活在智者运动的末期,他力反这种相对主义的诡辩术,力图在“一切皆流”的“意见”之上发现绝对的真理,重新收拾混乱不堪的社会与人心。

从晚期希腊到罗马帝国,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再度猖獗,罗马城的公民道德一溃不可收拾,于是,基督教再以绝对主义的一神论重整道德,对世界进行绝对的界分:变灭不息的世俗王国与永恒的上帝王国有质的不同,人与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道德律令被提高到了超越于世俗的神圣高度,上帝的诫命君临万国,恢然不漏,无可逃也。

近代以来,康德面对社会世俗化所导致的道德上的功利主义、相对主义泛滥,批判人类的道德能力,提出一条关于道德的先天综合命题——无条件的绝对命令来为人类道德立法,为趋于混乱的时代道德状况打下了一个坚实的锚,成为近代道义论伦理学的顶峰,并为后来罗尔斯等人的自由主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准备了地基。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康德所言,要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作为工具。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不从属于他人、他物的终极性价值,不能从“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上把人当作目的,而在“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的意义上又把人当作工具,这只不过是为不道德行为寻找借口的遁词。

辩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结合,公开为恶正名,这是为不道德行为寻找借口的最迷惑人心的、最危险的遁词。伟大导师吸取了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思想,明确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而这样的智慧、灼见,我国古已有之,王夫之就说过:“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候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这样,“恶”被摘帽平反,不断坐大,竟然大摇大摆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于是魔鬼出笼了。近当代诸多暴君都认为天在假他们的“私”以“行其大公”,杀人如麻、冤狱遍地只是为了促进历史的发展,牺牲部分是为了全体,牺牲当下是为了将来,做坏事也做得理直气壮了。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让他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敬畏,即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在他那里,绝对的、纯粹的道德律令作为应然的力量与经验性的现实生活形成尖锐对立,人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必须改造自己的现实生活,与绝对的道德律令尽量取得一致。

康德道德哲学这种先验原则与现世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前基督教的道德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已大不相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缺少这样的紧张关系,他对道德的认识也不够“纯粹”、超越。在他那里,做一个有道德的君子,还有赖于身份、地位、知识、财富、相貌等诸多现实经验因素。而在基督教——康德式的道德哲学那里,道德大大纯粹化了,它只与意志有关,与人的先验规定相关,而与现世性经验性的身份、地位、知识、财富、相貌等没有关系。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骄傲”或“恢宏大度”是君子的一种德性,谦卑则与君子格格不入;而对基督教来说,纯粹的、超越的道德规则是由一个异于人的力量即上帝来保证的,人在上帝面前、在道德律令面前必须谦卑,而没有骄傲的资格与能力,谦卑是基督徒的一种德性。这大概正是基督教给西方人的道德观带来的重大变革。正是这种圣俗二元论强化了西方人的道德之锚,使他们能够恪守某些道德信条,依据这些信条将自己的生活严格地理性化,在现实生活中紧张劳作,马克斯?韦伯就说正是这种“伦理”促成了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

 

 

2.3辩证法与盛产犬儒、乡愿的中国文化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严格的道德律令将混沌的、无分别的世界撕开一道口子,打下一个锚,然后依据这个锚点,才有了知识与道德的理性化、系统化。这个锚点要是守不住,根基不牢,对错不明,知识与道德就很难理性化、系统化了。

中国的儒家讲仁者爱人、亲亲尊尊,制定了许多伦理纲常、礼乐刑政,也颇理性化了,锚住了一些东西,但缺少基督教那样的圣俗二元的绝对的断裂、界分,于是又讲“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与天地参”、“天人合一”等等,走向了神秘主义、整体主义,又要“混沌”起来了。因而,这个锚就下得不够牢固。

当然,儒家毕竟还要有所为、有所持守,还教人立命安心、修齐治平,对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还是保持一定的警惕的。中国人更加难以抵挡的是老子的那些玄言妙语。

《老子》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典籍之一,几千年来深入人心。《老子》集先秦时代辩证法之大成,里面充斥着朴素辩证法,比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第2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第22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40章),等等。就是这些辩证法被众口相传,奉为至宝,无可无不可,消解了所有的道德律令,最后人们就“塞其兑,闭其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老子》第2章)回到了那恍兮惚兮、玄之又玄的混沌里,难得糊涂去了。这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阿Q主义不能说没有关系。

徘徊于儒、道、佛之间,今天修齐治平、自强不息,明天和光同尘、恍兮惚兮,一会儿“太极”,一会儿“无极”,稀里糊涂,最后胜出的,恐怕还是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比如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法”,第一句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无是根本,无分别、一无所执的混沌才是“天下母”,才圆通无碍。“有”就是“偏”,“偏”是“执”,是不圆通,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形而上学”。像西方人那样在圆通无碍、无分无别的混沌中突然冒出一个死硬的、非此即彼的道德律令,冒出一个绝对异于人的上帝,那当然就“阻隔”、不圆通了。

可是彻底圆通又不行,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分别是不能动的,人退不回无君无父的禽兽状态。有也不行,无也不行,这实在给中国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出了个大难题,于是有人就灵机一动,你可以辨证地看嘛,无极而太极,既是无又是有,既是有又是无,不要“偏执”,不要走极端,要一分为二,一阴一阳,可阴可阳,善恶都是相通的,可以灵活运用,为自己造福嘛。

《孟子》里就描述过这种态度:“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就是说:“处事为什么落落寡合呢?生在这个世道,就迎合这个世道,过得去就行了。”于是就出现了“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大意是:“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很难举出具体例证来;你要指责他,却又好像没什么好指责的。他只是合乎这个庸俗、污浊的社会的一分子。他的为人似乎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清正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侵害道德的贼。)

孔孟称这种人为“乡愿”。显然,乡愿正是深得辩证法之精髓。在谭嗣同看来,中国历史上没怎么出现过孔孟所热切盼望的“君子”,而是乡愿大行其道,他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二十九》)

 

 

3、辩证法与宗教

 

相对于僵死的、片面的形而上学,辩证法的灵活性、全面性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横向联系问题,前面说的辩证法与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另一个是纵向发展问题,它与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规律密切相关,造成了一种历史主义,成为辩证法解构一切的利器,于是超越性的宗教亦被消解在世俗性的历史之中。且来看这个方面。

 

 

3.1牢笼天下——辩证法与历史主义相结合

 

一般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辩证法的规律体系中属于比较高的层次,它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由于内在矛盾性或内在否定性的力量,促使现存事物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由肯定达到对自身的否定,进而再由否定达到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从而显示出事物自己发展自己的完整过程。”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内在的矛盾性”、“内在的否定性”、“自己的对立面”、“事物自己发展自己”这些说法。

朴素辩证法往往只是简单地列举一些彼此对立的事物、范畴,不晓得最根本的矛盾不是事物之间的矛盾,而是同一事物的内在矛盾,即“内在矛盾性”、“内在否定性”。其实,最根本的否定性是“自否定”,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洞见。按教科书的说法,“科学辩证法”也正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朴素辩证法。

据说,西文中“矛盾”一词从词源学上看就是“自相冲突”的意思,而在中文里“矛”与“盾”则是两个东西,是“相互冲突”。所以,中文的“矛盾”只是看到了矛盾的皮相,还处于辩证法的初级阶段。“而在黑格尔那里,以及西方传统的辩证法那里,却是同一个东西通过它的自我否定而产生出它的对立面,没有什么开始就有的二,所有的二都是通过一的自我否定而得来的,即通过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动性的活动而得来的。”(参见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辨正》,载《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月第1版。)

在黑格尔之前,费希特提出了“自我设定非我”的“知识学原则”,是对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他并不真正懂得“自否定”的辨证原则,在他那里,“自我”只是按照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设定“非我”,“非我”仍然是外于“自我”的东西。

黑格尔则拈出了一个“自否定”的原则,认为“自我”是凭借自己的内在矛盾而超出自身,变成“非我”的,然后又凭借这种“自否定”达到新的肯定,达到一个更高阶段的自我,“从而显示出事物自己发展自己的完整过程”。然后,再进入下一轮的“自否定”。所有事物都是这样辨证发展的,就是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据说这样一来,在形而上学看来僵死的东西就变活了,事物都有自己内在的能动性,都有了“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表现出来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过程。而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个内部要素、发展环节,这个更大的整体又是另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个内部要素、发展环节……。依此类推,世界这个最大的整体、最大的事物也是按照自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辨证规律发展的。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根据内在的“自否定”原则自我展示、自我历练、不断充实提高的过程。它首先把自己对象化为一个逻辑体系;在逻辑体系的终结处,又凭借自己内在的冲动外化出自然界,把自己变为自然界由低级到高级丰富多彩的客观现象,所以,自然界就是“客观的思想”;然后在自然界的尽处又发展出了人和人的精神,从而进入了“精神哲学”领域,精神哲学再经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正反合过程,就回到了整个过程的出发点即“绝对精神”。

这个外化之后的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充实提高之后的回归,是更高层次的回归。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每一个发展过程都不过是这个世界历史的辨证发展过程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辩证法就是世界历史的逻辑,世界历史就是按照它指定的路线来发展的,或者说历史只不过是这种“逻辑”的演练而已。

可见,通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辨证运动,万事万物都被整合到一个巨大的整体里去了,这个整体既是横向的,又是纵向的,是上下四方,又是往来古今。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全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十分真,只有全体才是绝对真的,这个全体就是包罗万象的世界历史。黑格尔这个靠辩证法织成的、以辩证法为灵魂的历史主义就成为最大的整体主义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整体主义,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涵盖了所有这些整体主义。

黑格尔这个辨证的历史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的狂想。《精神现象学》仿佛一部才气纵横、汪洋恣肆的历史小说,与之相比,康德锱铢必较、小心谨慎地弄他的“批判”,只是“寻章摘句老雕虫”罢了。

 

 

3.2智力游戏被当成铁的历史规律

 

所谓“自否定”、“否定之否定”,醉醺醺,很是玄妙,但它并非科学,实际上是对世界作一种拟人化的描述。它倒是更近于诗人的狂想,或老农的臆测,如老农对打雷是灭妖的推断。对这些“知识”顶多可以作一种康德所说的“调节性”的运用,有助于人们知识的整合,满足人类追求整全性、终极性知识的自然倾向,也就是作一种智力游戏罢了。如果你真把它当作一条历史的铁的规律,以为它像112那样可靠,并用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那就很可笑,也很可怕了。

就像在科学知识匮乏的传统小农社会,打雷就是“上天在惩处妖孽”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一样,辩证的历史主义也在同样的情况下被许多人接受了。在这种历史主义看来,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原则都是历史性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又要伴随着这种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消亡。没有什么超越的存在,没有什么永恒之物,无论什么都可以被还原到时空之内的现世世界中来。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所有道德律令、权利法则、自由理念、宗教信仰等等都可以被还原成感性的、物质的存在,它们都是为适应一定的物质基础而被创造出来的,又可以随着物质基础的改变而被消灭掉。

总之,掌握了辩证法的奥秘,你就会发现,一切信念、信仰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超越的、永恒的。除了时空之内的历史无限的正反合的发展外,没有任何超越之物,那些所谓抽象的、永恒的、超越的东西,都是些假相、幻象,是特定历史情况的产物。

辩证的历史主义就是用正反合的巨大链条打通了一切阻隔,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被彻底打通。基督教的二元论强调上帝与人、圣与俗之间质的差别,由上帝保证的道德诫命对人们形成强大制约,此时这一切都被统统被消解,人与神之间不再阻隔,“神”被还原成“人”,神不过是人的造作。

于是,“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了,天国将在人间被建成,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历史全体,一切都要根据历史全体的利益来评价、来安排。单讲善善恶恶是浅薄、片面的、呆板的形而上学,究竟是善是恶要由历史整体的利益来决定,要根据所谓历史发展规律来判断。恶可以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贪欲和权势欲可以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根据浅薄的形而上学来看是“恶”,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人转换一下视角,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大善。

结果就是,为了历史整体的利益,部分人必须作出牺牲,搞点冤狱,草菅些人命,不但不是恶,还可能是大善呢。这至少让做这些事的人减轻了心理负担,以至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去做了。

 

 

3.3在这种“终极科学”面前,万物为刍狗

 

上帝与上帝颁布的诫律本是异于人、高于人的,是让人敬畏的对象,而现在,借助于辩证法,神与人被整合到同一个时空之内的巨大链条上。归根结底,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是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命运就掌握在人的手里。路德宗的德国由“因信称义”的一维独大,宗教的根基逐渐被转移到主体中来,转移到人的维度上来,上帝变成了内在性的上帝,内在于人性中的上帝,基督教上帝爱人的在先性、根本性的教义被改变了。到德国古典哲学,宗教变成了“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黑格尔作为激进路德宗的传人,最终通过辩证法,通过历史主义,将上帝消解在历史中,离尼采上帝之死的宣告一步之遥了。

 

真正的科学知识要有限定条件,真正的道德也要有限定条件,有限定、有界分就能分析、讲逻辑,可操作了。真正的宗教追求超越于世俗的神圣价值,很明显,也要有限定、有界分。形而上学阻隔不通,正是限定的结果。限定之后,就事论事,才能得出具体的、确切的知识,不断纠正错误,带来知识理论本身的发展;限定、界分之后,也才能在道德上、信仰上有所持守,捍卫良善、捍卫神圣。

 

对基督教来说,人、神有质的差别,有限不能认识无限,人不能把握上帝。上帝是什么呢?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就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的终极原因。基督教认为,人绝不可狂妄地以为认识了上帝、掌握了关于世界的终极知识。确切地说,上帝是信靠的对象,而不是认识的对象。

基督教恪守人、神之间质的差别,对人的有限、卑微、易堕落有充分的认识,这对道德的持守无疑是有益的,而且,这也有助于人们在知识上保持开放的心态,不会自以为一举把握了关于世界的终极知识,这与辨证的历史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辨证的历史主义号称掌握了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历史的最可靠、最科学的终极性知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被它一网打尽了,它可以指导、套用到一切知识领域,这样一来就堵塞了人类知识的进步。而它的“灵活性”、“全面性”,又使它成为为不道德行为寻找借口的最迷惑人心的遁词。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信念、信仰,则这种信念、信仰是反知识、反道德的。

 

黑格尔一派的辩证法家以“强大的历史感”牢笼天地,这个历史有它的终极目的,人只是服务于这个终极目的的工具。如果说这个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这个“人”也是作为整体的人,是“大写的人”,历史中具体的个人应该为了这个整体的“人”作出牺牲。

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认为,获得拯救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而拯救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上帝手里。你的国家、民族、家庭甚至教会,在你能否获救这个根本问题上都帮不上忙。因而所有这些共同体都无权要求你为了它的利益作出完全的牺牲,无权把你作为它的工具。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无可替代的终极价值、终极目的,这就是获救。而获救靠的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一种深刻的宗教个人主义。深受这种观念影响的康德在他的道德哲学中提出要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作为工具,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具体的个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不隶属于他人、他物的终极目的与价值,因而个人权利是至上的。

不论接受不接受这些说法,它们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中,都是可操作的,因为个人是可以明确限定的东西。可是“整体的人”、“大写的人”是什么呢?黑格尔的整体无限大,它既可以包括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又可以包括将来的人,过去现在巨细无比,将来更无可知,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操作呢?我的生命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瞬,我如何能把握整体、获得所谓历史整体的知识呢?

这种关于历史整体的知识,不过是狂想加迷信,是伪知识。整体、大全无法认识、无法操作,所谓“整体的人”、“大写的人”也就不过是些虚无飘渺的东西,除了为损害个人、损害部分人提供冠冕堂皇的藉口外,在道德上实在没什么意义。

 

辨证的历史主义就是把一种伪知识奉为为最科学的科学、超科学的科学,在这种终极科学面前,万物为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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